（一）福州，鼓楼区，一座老式单位宿舍楼的清晨

清晨七点二十分，福州刚下过一场夜雨。

鼓楼区一座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单位宿舍楼外，榕树的根须在湿漉漉的墙壁上蜿蜒。三楼东户的窗户紧闭，蓝色窗帘洗得发白，边缘已经破损。阳台上晾着几件深色男士衬衫，在晨风中轻轻晃动。

门牌号：302。

这是危暐在福州的“家”——更准确地说，是他父亲危柏青独居了十五年的老房子。危暐自从出国留学后，就很少回来，最近三年更是音讯全无。危柏青只知道儿子在“做很重要的大项目”，经常满世界跑。

直到三天前，几名身穿便衣但气质硬朗的人敲开了这扇门。

现在，这扇门再次被敲响。

开门的是个头发花白、背有些佝偻的老人。他穿着洗得发灰的蓝色工装，戴一副老花镜，手里还拿着一份翻到一半的《参考消息》。看到门外站着的七八个人，他没有惊讶，只是侧身让开。

“进来吧，鞋不用换。”危柏青的声音沙哑，带着浓重的福州口音，“家里乱，随便坐。”

鲍玉佳第一个走进去。房间不大，两室一厅，大约六十平米。家具都是老式的：暗红色的木质沙发，玻璃茶几，墙角的五斗柜上摆着一台显像管电视机。但出乎意料地整洁——地板拖得发亮，所有物品归置得井井有条，连遥控器都并排摆在茶几正中。

空气里有樟脑丸和旧书的味道。

“危叔叔，我们是……”陶成文开口，但被老人打断。

“我知道你们是谁。”危柏青走到厨房，开始烧水，“三天前来过的那几位同志跟我说了。我儿子……犯了大罪，害了很多人。”

他说话时背对着众人，声音平静，但握水壶的手在轻微颤抖。

沈舟环顾四周。客厅墙壁上挂着一排相框：黑白结婚照——年轻时的危柏青和一位眉眼温柔的女士；彩色全家福——五六岁的危暐被父母抱着，笑得露出缺了的门牙；初中毕业照——戴着眼镜的瘦削少年；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照片；博士毕业照……

最后一张，是危暐三十岁时的单人照。他站在某个国际会议的讲台上，西装笔挺，意气风发。照片下方有一行小字：“人性的算法与未来——危暐博士主题演讲，2015年于苏黎世。”

从稚童到学者，一个人的成长轨迹，凝固在四面墙上。

“危暐……经常回来吗？”曹荣荣轻声问。她手臂上还缠着纱布——在缅甸的枪伤已经处理过，但疼痛仍在。

危柏青端着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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