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7年深秋的长沙，潮湿的风卷着梧桐叶掠过定王台的街角。

舅舅的“知新书店”玻璃橱窗上，褪色的“全场五折”海报被雨水洇湿边角。

透过蒙尘的玻璃，能看见实木书架上的《辞海》、《资治通鉴》们整齐地挺着脊背，像一群被遗忘的士兵。

那时巷口的王娭毑不再来买《老年保健》，说儿子在星沙的玩具厂被裁了员；中学教语文的李老师也少了订杂志的频次，说学校拖欠了两个月工资。

舅舅仓库里的八千册教辅书原是瞅着开学季进的，谁料金融危机像块滚进湖心的巨石，激起的涟漪漫过珠江口，又在洞庭湖畔荡开——家长们攥紧了钱包，连《五年高考三年模拟》都要等半价促销。

仓库里霉味混着油墨味扑面而来，舅舅正蹲在纸箱堆里整理滞销的书，深蓝工作服袖口磨得发亮。

他指尖划过一本《东南亚经济概论》的书脊，突然重重叹了口气——这些三个月前还被视作珍宝的书籍，如今只能按两毛五一斤的废纸价处理。

卷闸门哐当拉开，收废品的老汉推着三轮车进来时，舅舅别过脸去看窗外灰蒙蒙的天，喉结在泛青的胡茬里滚动了两下。

舅舅用电子秤分好几次才称完堆成小山的书——总共四百二十七斤，算下来不过一百零六块七毛五。

他把钞票捏得发皱，突然听见隔壁文具店老板娘在打电话：“香港的亲戚说，那边的股票跌得连渣都不剩......”

坡子街的湘菜馆里，煤油灯在穿堂风里跳着不稳的光斑。

舅舅夹起的口味虾在瓷盘上滴下三滴红油，突然开口：“听电业局的老张说，下个月电费还要涨两成。”

他腕子上的上海牌手表蒙着雾气，那是去年书店盈利时咬牙买的，如今表链已经磨出铜色。

我望着他磨出毛边的袖口，想起上周在巷口看见的场景：百货大楼的售货员们围坐在柜台前织毛衣，说商场要改成超市出租摊位。

“深圳的电子厂倒了一片。”舅舅说。

我搅着碗里的酸汤，突然想起学校后门的“星际网吧”。

每天下午三点就排起长队，穿校服的学生攥着皱巴巴的五元纸币，眼睛盯着屏幕上闪烁的 OICQ头像的场景。

“我们班同学说，上网查资料比去图书馆快十倍。”我说。

舅舅的筷子“当啷”碰在粗陶碗上，浑浊的眼球突然映出煤油灯的光。

他摸出笔记本，纸页间夹着张泛黄的书店进货单，背面记着密密麻麻的数字：房租八千，库存积压十六万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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